本文2026/4/8刊於風傳媒。連結：https://www.storm.mg/article/11118473
文/台灣機車路權促進會秘書長 劉成謙
過去，公共輿論在討論住宅政策與交通政策時，時常被認為是平行的兩條線，但實際上兩者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關係且互相牽動著，而整個社會脈絡更是造成交通問題的根本原因。筆者於過去深耕交通議題的過程中，意會到「行」來自於「住」，「住」也亦來自「行」。
談及政府部門與部分民間聲音，長期並持續地想要使民眾出行的主要方式從機車過渡到大眾運輸或自小客車，但一直適得其反。筆者認為，若想深究為何機車從過去到現在仍為人民重要的交通載具，則更應從房價持續不降而人們被迫的現實因素入手，去看待中產以下階級居住更趨向郊區化的現象。
這些大多數的民眾，因前述現實因素，更加仰賴具運輸流動人口優勢的交通方式──也就是最低成本、最有效率的機車作為主要交通載具。這不僅是實現「自由」的交通，更是平民百姓在高房價的逼迫下所能做出的唯一選擇。
空間補正的喪失：新自由主義房產與「不自由」的交通
長期以來，住宅政策白皮書多由住宅經濟學者主導，試圖在「市場至上」的框架下解決居住問題。然而，單純討論房價（Housing, $H$）是誤導的，真正的國民生活基礎負擔應是 $H+T$（Housing + Transportation）的總和。換言之，也就是我住在這能夠透過什麼樣的交通參與社會；我想用這樣的交通方式及時間，那能住什麼樣的地區。並且，若我的經濟能力有限，該如何做取捨，這樣的抉擇就從象牙塔理論走進了現實生活。
回到正題，當住宅政策不斷強調「健全市場」，實則是將土地徹底商品化，走向極端的新自由主義。在這種邏輯下，土地漲價紅利被私有化，而非如亨利·喬治（Henry George）所主張的「利益共享、漲價歸公」。
在理想的市場機制中，如果房地產走向新自由主義（價格隨市場波動），若能配上高度「自由」且低成本的交通，兩者尚能相互補正。因為人民具備「遷徙自由」，可以透過空間位移來迴避過度炒作的優勢區位。上世紀至今，台灣以汽車公路為主的階級交通系統，儘管對機車並不友善，但其物理空間具備「共用性」，容許機車族利用廣大的公路網尋找生活緩衝帶。
然而，近年許多政策單方面轉向「大眾運輸導向（TOD）」，而房地產管制卻未到位時，危機便產生了。軌道交通是「不自由」且具排他性的，其創造的流動性紅利高度鎖定在特定節點，迅速地被地產資本吸收。這種「半套式」改革，讓人民失去了利用機車迴避剝削的選擇權。
機車的社會經濟學：庶民的最後「遷徙自由」
所以，在 $H+T$ 的壓力下，機車不只是交通工具，它是「機車社會經濟學」的體現。機車提供了點對點的極高自由，讓勞工得以選擇住在租金較低的巷弄深處（低 $H$），卻不必支付昂貴的通勤代價（低 $T$）。機車的存在，確保了消費者擁有「退出」炒作遊戲的權利。若以進步之名壓制機車、獨尊軌道，卻無視房地產市場的失控，實則是將勞工推向更深重的剝削——被迫進入昂貴的軌道房產區，或是耗費更多時間與金錢在不自由的交通系統中。當「自由的交通」消失，居住成本便會因空間壟斷而大幅攀升。
當 $H+T$ 的總負擔因政策錯位而攀升，受薪階級的可支配時間與所得將被雙重擠壓。這種對生存基礎的過度榨取，直接衝擊了「勞動力再生產」。當年輕人連基本的休息與家庭生活都成為奢望，少子化與人才外流便成了必然。正如美國智庫將土地炒作視為台灣的國家安全威脅，這絕非危言聳聽。一個讓勞動力無法有效再生產的空間制度，正是病入膏肓的體現。
最後，白皮書不應只是學者的數據遊戲。我們需要對本土脈絡（如機車的補正功能）有深層描繪的研究，而非盲目擁抱國外大師的理論。若不從根本上限制資本對土地紅利的掠奪，交通建設只會淪為炒房的燃料。面對土地這個嚴重的社會引爆彈，我們必須找回「利益共享」的精神，捍衛人民在空間中不受剝削的自由。